rss 推荐阅读 wap

路逸旅游网_旅游资讯综合门户|国内游|出境游|休闲旅游|生态旅游|旅游线路|旅游门票

热门关键词:  as  xxx  云南  自驾游  浙青春,正黔行
首页 旅游资讯 游记攻略 热门景点 酒店机票 风土人情 吃喝玩乐 走遍中国 环游世界 自驾旅游 线路推荐

“上海王”柯庆施是个什么样的人?

发布时间:2019-03-15 12:18:31 已有: 人阅读

  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,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。有人说他德高望重,律己清廉,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,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;另有人说,不,他搞极“左”,专门整人,还勾结“”,如果不早病逝,肯定会是“五人帮”了。对人的评价,往往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;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,他是客观存在,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。

  柯庆施是一位老党员,1922年入党,据说是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,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。柯的仕途并不顺利,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,妻子跳井自尽。建国后,任南京市委、市长,江苏省委,上海市委,市长,南京军区第一政委,中央华东局,国务院副总理;1958年5 月任中央局委员。其时,可谓权倾一时,威震一方。

  由于柯个子长得高,鼻子比常,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“大个子”、“大鼻子”、“老柯”。南下后,柯地位升迁很快,加上他一脸严肃,不苟言笑,走路蹒跚,背又有点驼,人们又改称他为“柯老”,连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“柯老”,从此“柯老”就成了对他的尊称,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。

  我1963 年任市委副秘书长。在1958 年到1965年的七八年间,大部分时间为市委领导柯庆施、陈丕显等干活,与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。我所记忆的事实并不连贯,但这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。

  柯庆施到上海后,很快得到的赏识,主要是1957 年底到1958年初上海市党代表大会的报告。这份报告,由上海起草班子写成后,送正在杭州的审阅,毛要胡乔木、田家英作了较多修改,浙江陈冰和上海张春桥也一起参加,最后由亲自定稿。报告的题目是《乘风破浪,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》,它是依据所作的《论十大关系》的讲话精神起草的。报告概括为“充分利用,合理发展”的八字方针,充分肯定了这一方针。特别是报告提出要“鼓足干劲,乘风破浪”,更切合当时酝酿要全国的心思。

  在此以前的反运动,柯庆施对的“领导意图”也是心领神会的。他和陈丕显一起,一面成天召开各界座谈会,按的布置,“硬着头皮听”各界人士的鸣放意见,一面在内部排队摸底,算百分比,“引蛇出洞”。

  1957 年3 月20日,我听了在上海友谊电影院向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,在主席台上大声对柯庆施说:“你们放得不够”,“只有三十分,顶多五十分”,柯在一旁微笑,不住地点头。不久,一批又一批“出洞”的“”被拉进网里,表扬上海执行中央指示“很坚决”。柯庆施这时表现出来的是,凡是讲的,提倡的,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,赤着脚也要紧跟。

  “”的号角一吹晌,柯庆施“左”的思想也膨胀起来。上海本有大中小钢铁厂,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。柯为响应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,在市区也要搞小高炉炼钢。

  那时我在《解放》杂志,是市委机关党委的一个支部。柯庆施要市委机关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,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,修建一座小土高炉,机关干部每天分三班劳动。没有铁如何炼钢?柯说城里到处有铁门,不是现成的铁料吗?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,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,铁门、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,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,小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。

  这期间,到上海钢厂和机械厂视察,提出“赶美超英”的口号。柯庆施也紧跟着到工厂作动员。在“左”的思想指导下,不讲条件,用挂帅代替实际需要,把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引向歧途,造成大刮浮夸风,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制夸大了,结果是正确的东西反而变成谬误。

  柯庆施是安徽歙县人,读过简易师范,又在北京和东北一些大城市做过地下工作,有一些见识,但对于搞工业、办经济却不在行。在“”那个年代,他以为挂帅可以代替一切,推动一切,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指挥生产,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。这种“左”的做法是有害的,但在中央的错误思想和路线指导下,也不能都归咎于地方。

  由于柯庆施是市委,在当时党政体制下,有最后决定权,往往一锤定音,一个人说了算,造成党内生活很不正常。在市委里有两名中央委员,一是柯,一是中央候补委员陈丕显。柯为了显示“”的重要性,经常以批评别人来突出自己的正确。

  陈丕显分工抓农业和基本建设,在上海建设卫星城镇的规划中,闵行区是大工业区,有制造电站成套设备的大厂,货运繁忙,在上海与闵行之间需要建造一条一级公路,占用了一些农田,这本来是必需的,无可非议的。不料,柯在视察后大发雷霆,借此大做文章,批评说,你们要不要吃饭了,占用了农田,天上会掉下粮食吗?马路造得如此之宽,是典型的大少爷作风。他在市委会上反复批评,还召开全市干部大会,要市委一位副秘书长代表作公开检讨,实际上是整陈丕显。现在看来,随着经济的发展,这条公路造得很好,不是造宽了,而是造窄了。

  在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(即七千会),为了总结“”的经验教训,参加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团,在讨论报告时,都相继开会,由主要带头检讨,可柯庆施知道不满意的报告,他迟迟不表态,也不肯检讨。陈丕显只好写了一个检讨稿,送给柯看。这份检讨是陈在会议期间要我起草的。

  讨论时,柯看到讲话稿中有一句话“我发扬不够”,十分恼火,故意当着陈丕显的面,狠狠地批评我:“你们这样写是什么意思,你们是要发扬无产阶级还是什么?”可能在陈丕显的心中,有借这句话揭柯的疮疤的意思,但这样讲是符合实际的。柯为这一句话,指桑骂槐,训了我们半个多小时,真是霸气十足。其实这个所谓的检讨,什么也未检讨出来,连“发扬不够”这句话也成了犯忌的话了。

  有一次,我为柯庆施起草一篇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现场会上的讲话,会议是亲自指示要开的,并指定柯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。讲话稿我改了几遍,柯认为满意,可是,在最后一次讨论稿子时,他突然发火了,而且火气很旺,说:“马达,你看过主席批示的电报吗?你知道开这个会是谁讲话吗? 你说,你说”

  我顿时感到莫名其妙,也不知所措,他一口气批了二十来分钟,我坐立不安,浑身冒汗,等我冷静下来,把讲话稿拿过来再看一看,哦,我明白了,原来讲话稿开头,只写了他是市委,未写局委员,因为柯是代表中央讲话的,由于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,改正一下就是了。这时我又不禁感到好笑,好整人的人,太看重自己了,这也是身不由己,为名所累啊。

  这里我要插一段故事。柯庆施在党员干部大会上,多次声色俱厉地批评有些干部跳舞。当时一些机关每个周末组织一次跳交谊舞的晚会,是休闲娱乐性质。柯在大会上批评说,有些干部做工作没有心思,热衷于跳舞,是意志衰退的表现,他指示市委机关今后不准跳舞。许多干部不以为然,但也无可奈何,我的确没有看到过柯在市委机关跳舞。

  可是,一次来上海,准备住两三天,柯连声关照市委办公厅要组织舞会。文化俱乐部( 现为花园饭店)有较好的舞池,由办公厅通知,派汽车把戏剧学校、歌剧院、芭蕾舞学校等文艺单位的女同志,接来做舞伴。我去看了,跳舞如同散步,那些女同志一个个投入他的怀抱。而令我惊讶的是,柯庆施居然违反自己订下的禁令,也走进舞池扭起来了。

  在市委机关,有一位和一位副部长喜欢历朝字画,常到文物商店去看看并选购一点,这件事被柯庆施知道了,在市委会上,他多次进行批评,说有的领导同志不去基层调查研究,却去淘古董,你们要风流,这是玩物丧志呀。对于这种任意上纲的批评,到会的人听了无不惊讶。

  柯庆施对报纸抓得很紧,他是认真贯彻“要亲自抓报纸”指示的。不过,他所谓的抓,主要是批评,而且习惯于上纲上线的批评。那时《解放日报》的正副总编辑听到柯庆施要找他们谈话,都十分紧张,无事不敢走进他的办公室和家门,柯反而责怪他们:我家门口有棍子吗?你们为什么怕到我这里来?

  当时中东战争正在进行,《解放日报》国际版一条新闻的标题标得客观了一些,这本不是一件什么大事,今后注意就是了。由于当时在一次会上讲了国际形势问题,柯马上拿这个例子来批评,说这是你们站在哪一边的立场问题,是有没有阶级斗争观念问题。

  又有一次,《文汇报》学术版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沈志远的文章,说社会主义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政策,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,但分配不当也会造成社会不公。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,可是柯庆施看了十分恼火,要我把《文汇报》总编辑找来责问:你们发表沈志远的文章是什么意思?他是民盟,是党外人士,难道我们党制定的政策还要他们党外人士来解释吗?我在场听了柯的话,感到不可理解,一个人头脑被“左”的思想堵塞了,连是非也不讲了。

  从许许多多事实来看,柯庆施完全是按那套“左”的思想体系去思想和行动的,有些方面在全国起着带头羊的作用。柯庆施搞一言堂,爱整人,推行“左”的错误路线,在上海干部中是有议论的。不过,在中央内部体制的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,党内又很不健全的情况下,这种现象必然会产生,而且也难以自行纠正。这种“左”的错误,尽管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危害,但这种错误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,或者只表现在若干事情上,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,在其他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。因而对这种错误的清算,不能只追究个人的品质和责任,而要从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上纠正错误及其影响,从改革体制和制度上去解决。

  柯庆施在领导工作中,有推行“左”的路线的错误,但在个人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上,也有一些应该肯定的地方。在我和他接触中了解到,柯庆施虽身处高位,但并非政客、官僚型的人物,也不是不学无术、吹牛拍马的人,他有头脑,考虑大事,善于遇事作分析,尽管受“左”的思想体系的羁绊,但和庸庸碌碌、忙于事务的人不能相比。

  他每天一清早就到办公室,第一件事就是看报,在办公桌上放着当天出版的本市各大报和《人民日报》。他白天开会办公,晚上在家看书,批阅人民来信和找人谈话,极少应酬和出外游玩,他唯一的娱乐,就是和秘书、司机等打一种叫“捉猪”“捉羊”的扑克游戏,方法比较简单,可以计分。

  我的办公室在市委办公楼的隔壁,仅十几步之遥,晚饭后柯每天在宿舍院子里散步,他经常叫秘书把我找去,陪他一起散步,询问我一些问题,比如,“我看到人民来信说猪肉涨价,你到菜市场去看过吗?”“有人反映,市区来往的货车空载约占一半,可不可以要市社科院派人去做个调查?”“苏联出版的经济学的书,哪个版本写得好些?”等等。

  他从不问吃喝玩乐的事,也不谈与工作不相干的事,边走边谈,思想开放,听得进意见,对话也很自由,在这个时候,我突然感到,他不是坐在主席台上“做戏”的那个人,而是一门心思考虑工作的人,也正是在这个时候,他还原为一个平易近人的人。

  柯庆施在一些场合,跟着的指挥棒“吹喇叭”,但他冷静下来也认真进行调查研究。突出的一个例子,是1961年初,那是三年困难时期,国民经济需要调整,柯也感到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问题。他既对自己盲目鼓吹高指标感到有失偏颇,也对有人主张“”要下马表示坚决反对。

  这时薄一波送给他一份关于上钢一厂的情况报告,这份报告缺乏分析,列举了一大堆困难和问题,结论也比较悲观。柯看了以后,要我带一个工作组去上钢一厂蹲点调查,反复交待我:情况要摸实,原因要找准。我们深入调查了两个多月,比较全面客观地作了了解。在我们调查期间,他要我向他详细汇报了三次。这次调查,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,我认为柯庆施是费了一番心思的。柯平时也经常下厂,和其他许多领导干部一样,看看、听听、说说就走过场了,但也有比别人认真的地方。

  在我接触的中,柯庆施是有头脑、有主见的,他事先反复酝酿,从一开始就讲出自己的领导意图,到大体的思路,到修改定稿,一般没有“朝三暮四的事。在市委会讨论文件时,对有些不合理的意见,他不是全包下来,一股脑儿往起草人身上推,而是择善而从。

  有一次,柯庆施陪到上海郊区视察,毛突然发问:“柯老啊,你可知道,为什么叫上海呀?”柯一时语塞。回到办公室,他连忙要我去查上海地名的出处。一时间到哪里去查啊,我翻了上海县的地方志,并未有详细记载。知道后笑着对柯说,上海这个地方原是海滩渔村,既有上海村,也有下海村。后来我又查了有关书籍,果然如此。

  柯庆施的生活比较简朴,除香烟不离手,偶尔喝几口老酒外,没有什么更多的嗜好。成天开会,找干部谈话,也从不到宾馆酒楼和娱乐场所。除了按规定,他享有一些烟、油、肉等特殊供应外,应该说他是廉洁的,不像有的领导干部讲排场,搞宴请,下乡时大吃大喝。

  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。在临近春节的一天晚上,我被柯叫到他家里谈修改报告的事,忽然市府一位主管行政事务的干部拎着一只金华大火腿送来,他一进门,柯就问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,未等来人的回答,柯声色俱厉地说:“你给我拿回去,不然我打断你的腿。”这位干部吓得拔腿就跑。我看在眼里,心想,大家都说,到柯庆施家串门的人很少,大家对他有点敬而远之,柯不搞拉拉扯扯、请客送礼的事,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。

  要全面评价一个人确实是不容易的,一个人的思想、工作、生活、品质,像一副多棱镜,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看清楚的。接触可以多一些了解,但也只是点点滴滴而已。有人说“上海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,而柯庆施是错误路线的代表”,说“柯庆施在1965年就勾结,我认为这种种说法,既缺乏事实根据,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。

首页 | 旅游资讯 | 游记攻略 | 热门景点 | 酒店机票 | 风土人情 | 吃喝玩乐 | 走遍中国 | 环游世界 | 自驾旅游 |免责声明

Copyright2008-2022 路逸旅游网 www.atlanticcrime.com 版权所有 业务QQ:17468920 Power by DedeCms

电脑版 | wap